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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入历史的历史巨人——钱穆与新亚书院：为而不有
2019年10月29日
钱穆先生字宾四，江苏无锡人，生于1895年。钱先生天生聪悟，博闻强记，七岁入私塾学习。中学就读常州中学堂，受吕思勉先生影响甚大。辛亥革命爆发后学校停办，钱先生仍自学不绝。1912年至1930年间，先后在小学、中学、师范任教。1923年著《先秦诸子系年》详述自孔子至李斯先秦学术思想的渊源递变。1930年撰《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开办了经学史上以史入经的崭新道路。1930年秋获顾颉刚推荐任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其后任北京大学史学系副教授，兼任清华、燕京、北平师大史学教授。1937年撰《国史大纲》，建立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自信。抗战时又著有《文化与教育》、《政学私言》等，批驳反中国文化的谬误。
1949年，钱先生南来香港，创立亚洲文商夜书院，1950年与唐君毅、张丕介诸先生改组為新亚书院，出任首任校长。1953年创立新亚研究所任所长。及后新亚书院获香港政府邀请参加组创香港中文大学，钱先生坚持香港中文大学应以发扬中国文化、以中文為授课语言、第一任校长必须為华人担任為宗旨，对中大的发展方向，贡献良多。
钱先生一生从事学术与教育，创建新亚也许是他所花心血最多的。钱先生担任新亚创校校长达十五年之久，新亚创校初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当时无丝毫经济凭借，由于他与唐君毅、张丕介诸先生对中国文化理念之坚持，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情形下，以曾文正“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终于获得雅礼协会、哈佛燕京社等等的尊敬与支持，到1963年新亚与崇基、联合两书院结合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新亚自此得到了一个经济上长远发展的基础，而也就在这个时刻，钱先生决定自新亚引退了。他这种“为而不有”的精神正是他所欣赏的虚云和尚的人生态度。
新亚书院一开始相当艰难，十五位专职教授，而前几年的学生不超过五十人，很多学生温饱尚且成问题，更谈不上教学费，也往往很难坚持学习，第一届能坚持到毕业的学生，只有三个人。就在这样的窘境下，钱穆先生一直保持乐观的态度，每一次都在鼓励着师生“在忧苦中成长，在忧苦中前进”。而随着学校发展壮大，新亚书院逐渐变成在香港颇有影响力的学府，而这时钱穆先生又从乐观的鼓励开始走向自省，比如学生变多之后，大家的交流减少，所以他从每年开学和毕业演讲，变成每个月都要做一次月会，定期和学生交流。不止教员都是优秀的学者和教育家，连负责行政的总务长、训导长，他也坚持聘请学者担任，力求学校的每一位先生，都能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
钱先生为新亚书院的学生撰写了24条校规，名为《新亚学规》。这24条学规，收录在《新亚遗铎》这本书中，与其说是校规，更像是求学和做人的指南，今天读来，仍然对每个即将进入大学的朋友都会有帮助。“铎”，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时或有战事时用的大铃，后来用来比喻老师的教诲，这本书收录的多是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为学生做的讲话和讲座。讲话中谈求学和做人最多，把钱穆先生十几年在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的致辞对照在一起看，颇有“吾道一以贯之”的感觉。这里边充满着浓浓的理想主义，求学不止为谋职业、谋资历，而是内为了做人，外为了事业。这种理想主义并不是空想，在钱穆先生担任新亚书院院长的十几年中，他也坚持把学问、做事和做人联系起来。
新亚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每年邀请国际上卓有成就的中外学者演讲，英国的李约瑟博士与内地的朱光潜先生担任讲座时，钱先生特地来港晤聚。前者是彼此相慕已久，东西学术巨子的见面；后者是四十年不见的老朋友的重晤，当时在香港文化界都成为盛事与佳话。他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学术文化在政治之上之外，香港在内地与台湾的学术文化交流上应该有重要作为，钱先生对学术文化的交流有独特的看法，他说学术思想是“文化财”，文化财的交流是，你有了，我也不会少，彼此都有益，彼此都会富有些。钱先生对于中国文化之存于天地之间的信念，丝毫不怀疑，他对1978年后内地的改革寄以希望。由于客观的政治环境，宾四先生自1949年南来香港后，再未曾踏上内地一步，但他对神州故土之怀念是无时不在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钱穆辞去新亚书院院长。在那一年的毕业致辞里，他不谈现实中的矛盾，不谈别人的是非，而是反思自己这十几年的校长生涯，他说：“我不晓得当了校长十五年，我的品质和品格是否也潜移默化地变了。我虽常常警惕，但积久之后，便成为我时想辞职之一个心理因素。此层我劝诸君莫轻易听过，将来应可为诸位处事做人一参考。”贫时不忘其乐，达时不忘其忧，处高位不忘其志，钱穆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
宾四先生的一生，承担是沉重的，他生在文化倾圮，国魂飘失的历史时刻，他写书著文有一股对抗时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动，他真有一份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他的高足余英时先生以“一生为故国招魂”来诠释这位史学大师的志业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