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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入歷史的歷史巨人——錢穆與新亞書院：為而不有
2019年10月29日
錢穆先生字賓四，江蘇無錫人，生於1895年。錢先生天生聰悟，博聞強記，七歲入私塾學習。中學就讀常州中學堂，受呂思勉先生影響甚大。辛亥革命爆發後學校停辦，錢先生仍自學不絕。1912年至1930年間，先後在小學、中學、師範任教。1923年著《先秦諸子系年》詳述自孔子至李斯先秦學術思想的淵源遞變。1930年撰《劉向、劉歆父子年譜》，開辦了經學史上以史入經的嶄新道路。1930年秋獲顧頡剛推薦任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其後任北京大學史學系副教授，兼任清華、燕京、北平師大史學教授。1937年撰《國史大綱》，建立國人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自信。抗戰時又著有《文化與教育》、《政學私言》等，批駁反中國文化的謬誤。
1949年，錢先生南來香港，創立亞洲文商夜書院，1950年與唐君毅、張丕介諸先生改組為新亞書院，出任首任校長。1953年創立新亞研究所任所長。及後新亞書院獲香港政府邀請參加組創香港中文大學，錢先生堅持香港中文大學應以發揚中國文化、以中文為授課語言、第一任校長必須為華人擔任為宗旨，對中大的發展方向，貢獻良多。
錢先生一生從事學術與教育，創建新亞也許是他所花心血最多的。錢先生擔任新亞創校校長達十五年之久，新亞創校初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當時無絲毫經濟憑借，由於他與唐君毅、張丕介諸先生對中國文化理念之堅持，在「手空空，無一物」的情形下，以曾文正「紮硬寨，打死仗」的精神，克服種種困難，終於獲得雅禮協會、哈佛燕京社等等的尊敬與支持，到1963年新亞與崇基、聯合兩書院結合成為香港中文大學。新亞自此得到了一個經濟上長遠發展的基礎，而也就在這個時刻，錢先生決定自新亞引退了。他這種「為而不有」的精神正是他所欣賞的虛雲和尚的人生態度。
新亞書院一開始相當艱難，十五位專職教授，而前幾年的學生不超過五十人，很多學生溫飽尚且成問題，更談不上教學費，也往往很難堅持學習，第一屆能堅持到畢業的學生，只有三個人。就在這樣的窘境下，錢穆先生一直保持樂觀的態度，每一次都在鼓勵著師生「在憂苦中成長，在憂苦中前進」。而隨著學校發展壯大，新亞書院逐漸變成在香港頗有影響力的學府，而這時錢穆先生又從樂觀的鼓勵開始走向自省，譬如學生變多之後，大家的交流減少，所以他從每年開學和畢業演講，變成每個月都要做一次月會，定期和學生交流。不止教員都是優秀的學者和教育家，連負責行政的總務長、訓導長，他也堅持聘請學者擔任，力求學校的每一位先生，都能成為學生學習的榜樣。
錢先生為新亞書院的學生撰寫了24條校規，名為《新亞學規》。這24條學規，收錄在《新亞遺鐸》這本書中，與其說是校規，更像是求學和做人的指南，今天讀來，仍然對每個即將進入大學的朋友都會有幫助。「鐸」，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時或有戰事時用的大鈴，後來用來比喻老師的教誨，這本書收錄的多是錢穆先生在新亞書院為學生做的講話和講座。講話中談求學和做人最多，把錢穆先生十幾年在開學典禮和畢業典禮的致辭對照在一起看，頗有「吾道一以貫之」的感覺。這裏邊充滿著濃濃的理想主義，求學不止為謀職業、謀資歷，而是內為了做人，外為了事業。這種理想主義並不是空想，在錢穆先生擔任新亞書院院長的十幾年中，他也堅持把學問、做事和做人聯系起來。
新亞的「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每年邀請國際上卓有成就的中外學者演講，英國的李約瑟博士與內地的朱光潛先生擔任講座時，錢先生特地來港晤聚。前者是彼此相慕已久，東西學術巨子的見面；後者是四十年不見的老朋友的重晤，當時在香港文化界都成為盛事與佳話。他認為中國只有一個，學術文化在政治之上之外，香港在內地與台灣的學術文化交流上應該有重要作為，錢先生對學術文化的交流有獨特的看法，他說學術思想是“文化財”，文化財的交流是，你有了，我也不會少，彼此都有益，彼此都會富有些。錢先生對於中國文化之存於天地之間的信念，絲毫不懷疑，他對1978年後內地的改革寄以希望。由於客觀的政治環境，賓四先生自1949年南來香港後，再未曾踏上內地一步，但他對神州故土之懷念是無時不在的。
上世紀六十年代，錢穆辭去新亞書院院長。在那一年的畢業致辭裏，他不談現實中的矛盾，不談別人的是非，而是反思自己這十幾年的校長生涯，他說：「我不曉得當了校長十五年，我的品質和品格是否也潛移默化地變了。我雖常常警惕，但積久之後，便成為我時想辭職之一個心理因素。此層我勸諸君莫輕易聽過，將來應可為諸位處事做人一參考。」貧時不忘其樂，達時不忘其憂，處高位不忘其志，錢穆先生給我們做了一個示範。
賓四先生的一生，承擔是沈重的，他生在文化傾圮，國魂飄失的歷史時刻，他寫書著文有一股對抗時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動，他真有一份為往聖繼絕學的氣魄，他的高足余英時先生以「一生為故國招魂」來詮釋這位史學大師的志業宏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