僱員是否對疫情期間發生的欺虐行為視而不見？

2022年05月26日

兩年多過去，COVID-19疫情仍未見盡頭。口罩、疫苗、病毒檢測已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種新常態對工作場作中的行為有何影響？一項新研究從中國和美國收集資料，找到證據顯示疫情下的集體抗疫使人們在職場上表現更樂善好施，而且更願意遵守與日俱增的防疫規例及程序。但另一方面，這亦產生了負面的效果，使僱員變得更願意忍受職場上的欺虐行為。

此項研究題為《探討疫情對僱員的潛在影響 — 集體主義價值觀、利社會行為及面對欺虐行為的態度》，由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廖輝堯、清華大學講席教授李寧、天津大學副教授潘靜洲，以及德州基督教大學副教授Brad Harris合作進行。

「在開始收集資料之前，我們觀察到四周的人價值觀念出現轉變。有人說，疫情大流行讓他們意識到應該對其他人給予更多的關懷。也有人說，抗疫期間要犧牲個人利益，達人兼善，」廖教授解釋研究的由來，「因此我們想知道，這種價值觀的演變如何影響人們對工作的態度。作為首批研究這特定領域的學者之一，我們感到自豪。」

研究人員發現，看到為抗疫無私奉獻的故事使人們的價值觀發生變化，他們更有可能作出慈善捐款、更樂於幫助同事。與此同時，病毒的致命性質令人們變得更加尊重社會秩序，也較願意遵循之前可能被認為難以接受的規則。然而，研究指出，這背後的隱患是僱員或會因為完全信任嘗試帶領他們渡過難關的政府或組織，而忽視潛在的欺虐行為。

合理化權力的邪惡面

研究人員收集了中美兩國的資料。他們在2020年2月中國疫情頂峰過後，對天津一家大型製造業工廠近3,000名全職員工進行為時近兩個月的追蹤調查。而在美國，他們利用網上調研平台，在兩個階段對300多名僱員進行了取樣。調查關注於兩種個人價值觀、檢驗他們在疫情期間的變化：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及追求穩定（Conservation）。前者是指為了普世利益犧牲自我的意願；後者則與自我約束及維護秩序有關。

首先，研究人員詢問了調查對象對COVID-19相關新聞及資訊的關注程度、要求他們評估自身對上述兩種個人價值觀的重視程度，並問及他們有否捐款支援抗疫。一段時間過後，研究人員再查問他們看到同事幫助別人的頻率，以及他們對辱虐管理（Abusive supervision）、威權領導或剝削的容忍程度。

調查初步證明，當世界變得更為無常，例如在發生經濟或公共衛生危機期間，僱員總體而言可能會感到較脆弱。廖教授指出：「這或會導致他們更傾向於依賴領導者提供權威指示和安全保障。」

另一方面，研究結果進一步揭示了僱員表現得更加願意忍受、甚至合理化權力較險惡的一面，這體現於辱虐管理、剝削或威權領導。這讓一些企業或者領導有機可乘，壓榨處於脆弱狀態的僱員。除此以外，研究結果亦顯示，疫情所帶來的廣泛影響可能會促使人們質疑以至改變自身的價值觀。

COVID-19疫情下的價值觀演變

研究人員發現，在接觸到COVID-19的新聞和資訊後，中美兩組調查對象的自我超越與追求穩定的價值觀均有所提高。而在個人層面，具有主張關懷和促進他人福祉的利社會觀念，與作出更多慈善捐款及行善助人的傾向之間呈正相關。與此同時，表示較重視追求穩定價值觀（強調自我約束、服從性）的受訪者，則更可能會容忍職場上的辱虐管理和剝削行為，例如被上司嘲笑、超時工作等。

研究人員推斷，兩個國家的僱員對工作場所的欺虐行為變得更加寬容，也許是隨著疫情持續蔓延使他們對未來感到悲觀所至。他們可能為了保住工作而更傾向於默然承受僱主或上司的欺壓。然而，調查結果顯示，即使研究把這因素納入考慮，COVID-19仍然是僱員對追求穩定的重視程度上升之主要原因。

「兩組樣本呈現出一致的變化模式頗讓我們訝異，因為我們一直認為，美國人的個人主義文化會使他們比較不願屈服於權威和忍受以集體福祉名義對個人權益的欺虐行為，」廖教授說。「這證明了無論處於何種文化，COVID-19都會對工作場所產生類似的影響，導致各地僱員的集體主義被強化，並更加支持秩序與和諧。」

「人們是應該追求和諧、有秩序的工作環境。但問題在於這場疫症是否已過度地扭曲了人們在職場上的行為，我們認為這潛在的危險性非常高，並可能帶來負面後果。」

過分和諧？

舉例而言，僱主要求員工在上班前進行傳染性疾病（如COVID-19）檢測，或把疫苗接種納入強制性工作要求的一部分，這些本來人們會認為是不可接受的舉措，在當前的新常態下卻被視作基本必需。儘管這在疫情期間有其重要性，但我們要警惕，當僱員對日益嚴厲的企業政策習以為常，企業或會利用這種集體的善意，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廖教授表示：「我們都需要為抗疫做好個人本分，某些改變是必要的，但我們敦促企業及其領導層，不要把人們對新措施的包容解讀為支持，或是迴避道德責任的藉口。」

廖教授續道： 「相反地，企業領導層應該把此次疫情視作一次提高道德標準的機會，為所有人創造健康、可持續的工作環境。」他舉例指，好事多（Costco）、阿里巴巴等知名企業向無法前往工作的員工持續發放工資，讓僱員保障向前邁進一步。

而其他公司亦有盡力滿足僱員對靈活或錯開的工時、在家辦公等需求。

廖教授提醒：「企業應該注意，疫情期間對僱員進行剝削，可對聲譽造成長期的損害。」他表示，在另一方面，全球多國政府正尋求加強疫情期間對工人的保障，例如提供針對COVID的失業津貼，但隨著危機不斷演變，還需要採取更多措施。

最後，研究結果還帶出另一個啟示：通過推廣機構內成員的英勇事蹟，企業或能在公司文化或員工行為方面獲益。有鑑於人們接觸到更多的COVID-19新聞後，其利社會行為亦隨之增加，研究建議企業或可透過向僱員開創更多幫助他人的渠道，來創造一個更富意義的工作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