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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是否对疫情期间出现的欺虐行为视而不见?

2022年05月26日

近期一项研究显示,新冠疫情使员工变得更富有同情心和服从权威,但同时对职场上受到的欺虐更宽容
 

两年多过去,新冠疫情仍未见尽头。口罩、疫苗、病毒检测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新常态对职场上的行为造成什么影响?一项新的研究利用来自中国和美国的数据,找到证据表明,疫情下的集体抗疫有助于人们在工作场所表现出更多爱心,也更愿意遵守与日俱增的规则和程序,以保护员工和客户的福祉。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使员工对职场上的欺虐行为更为宽容。

该项研究题为《探讨疫情对雇员的潜在影响 — 集体主义价值观、亲社会行为及面对欺虐行为的态度》,由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管理学系助理教授廖辉尧、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李宁、天津大学副教授潘静洲,跟德州基督教大学副教授Brad Harris合作进行。

“在开始收集数据之前,我们已经观察到周遭人的价值观的变化。我们听到有人说,这场疫情让他们觉悟到应该对別人表示更多的关怀。也有人说,抗疫期间如何应为大局着牺牲小我,”廖教授解释这项研究的由来。”因此,我们想知道这种价值观的演化如何影响人们对工作的态度。我们对成为第一批研究这领域的学者之一感到自豪。”

研究人员发现,人们接触到为抗疫无私奉献的故事後,其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他们因而更有可能作出慈善捐款,和在工作中帮助同事。另一边廂,病毒的致命性质使人们更尊重社会秩序、更愿意遵守从前可能被认为不可接受的规则。然而研究指出,这存在员工可能会忽视欺虐行为的隐患,因为他们完全信任正试图带领他们克服不确定性的政府或组织。

合理化权力的邪恶面

研究人员收集了中美两国的资料。他们在2020年2月大陸疫情顶峰过后,对天津一家大型制造工厂近3,000名全职工人进行为时近两个月的追踪调查。而在美国,他们使用一个在线调研平台,在两个时间段抽样调查了300多名工人。调查关注于两种个人价值观、检验他们在疫情期间的变化: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及追求稳定(Conservation)。前者是指为了普世利益牺牲自我的意愿;后者则与自我约束及维护秩序有关。

首先,研究人员询问参与者,他们有多密切关注与新冠疫情有关的新闻和信息、要求他们就上述两种价值观的重要程度作评级,并问他们是否有为抗击而捐款。一段时间过后,研究人员又问他们有多经常看到同事帮助別人,以及他们对工作中的辱虐管理(Abusive supervision)、专制领导或剥削的容忍程度。

研究人员试图研究疫情如何影响工作场所中的行为。

研究初步发现,当世事变得更难料时,员工一般来说会感到较脆弱,这可能发生在出现跟健康或是经济有关的公共危机期间。廖教授说:”这也许导致他们更倾向于向他们的领导寻求权威的指示和安全保障。”

另一方面,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员工们变得更愿意容忍、甚至合理化权力较险恶的一面,这可体现于辱虐管理、剥削或威权领导。这会助纣为虐,让一些企业或者领导乘机压榨处于脆弱状态的员工。研究结果另外显示,疫情带来的广泛影响可能促使人们质疑并最终改变自身的价值观。

新冠疫情下不断演化的价值观

研究人员发现,接触新冠疫情的新闻和信息导致中美兩组调查对象的自我超越和追求稳定价值观都有所提高。而在个人层面,具有主张关怀和促进他人福祉的利社会观念,跟作出更多慈善捐款和行善助人的倾向之间存在正相关。与此同时,那些表示较重视追求稳定价值观(强调自我约束、服从性)的受访者,更有可能容忍职场上的辱虐管理和剥削性行为,像被主管嘲笑和超时工作等等。

研究人员推断,这两个国家的员工对工作场所的欺虐行为变得更加宽容,可能是因为疫情持续肆虐使他们对未来感到悲观。因此,他们或会变得更愿意忍受欺辱,以避免失去工作。然而,廖教授和他的合著者发现,即使他们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新冠疫情仍然是员工增加追求稳定价值的主要原因。

研究人员发现,接触新冠疫情新闻和资讯会导致与自我牺牲相关的价值观和遵守新规则的意愿增加。

“发现两组样本呈现出一致的变化模式令我们相当惊讶,因为我们总是假设美国人受他们的个人主义文化影响,不太可能服从权威和容忍以集体福祉名义对个体权益的欺虐行为,”廖教授说。”这表明了无论在哪种文化中,新冠疫情对职场所造成的影响是相似的,它都会强化各地员工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他们更支持秩序与和谐。”

“人们是应该追求和谐、有秩序的工作环境。但问题是,这场疫症是否已经过度地扭曲了人们在职场上的行为,我们认为这可能是非常危险的,会导致负面的后果。”

过分的和谐?

举例来说,雇主要求员工在上班前进行传染性病(如新冠肺炎)检测,或把接种疫苗作为强制性工作要求的一部分,这些本来人们会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举措,在当前的新常态下却被视作基本必需。尽管这在疫情期间有其重要性,但我们要警惕,随着员工对日益严厉的公司政策接纳度提高,公司方面或许会利用这种集体的善意,为自己谋利。廖教授表示:”我们都需要为抗疫做好个人本分,某些改变是必需的,但我们敦促企业及其领导人,不要把人们对新措施的日益宽容解读为支持,或是回避道德责任的借口。”

“相反,公司的领导人应该把这次疫情看作是一个提高道德标准的机会,为每个人创造健康和可持续的工作环境。” 廖教授补充说,像好市多和阿里巴巴等知名企业,已经试图在员工保障方面更进一步,例如,甚至在员工无法上班的情况下继续支付工资。

其他公司也有尽力满足员工的需求,像是实施灵活或交错的工作时间,或允许员工在家工作。

廖教授提醒:”企业也应该注意,疫情期间剥削员工,可能导致声誉长期受损。” 另一方面,廖教授指出全球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设法在疫情期间加强对员工的保障,比如推出与新冠肺炎有关的失业救济金,但随着危机的发展,政府们还需要採取更多的措施。

最后,研究结果还带出另一个启示:通过推广机构内成员的英雄事迹,企业或能在公司文化或员工行为的层面获益。有鉴于人们的亲社会价值观会随着他们接触到更多的新冠疫情新闻而增长,研究建议企业或可透过向员工开创更多帮助他人的渠道,来创造一个更富意义的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