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企業腐敗的成本效益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范博宏教授

2015年09月22日

從阿里巴巴、騰訊到萬達，高管及員工腐敗案件頻發，這類行為降低了企業的運營效率及聲譽，並對企業價值造成內在損傷，與貪腐官員相關聯的企業市值在官員落馬後更可折損20%。

2006年，西門子在十餘年行賄大案爆發後，徹底改變了企業治理架構，全面推進合規計劃來規避企業腐敗，重新擦亮了蒙塵的金字招牌。內地集團如萬達等也開始加大內部反腐的力度。而在西方國家，腐敗已“變身”為制度化的利益輸送，2016年美國大選中總統候選人的籌款有一半來自於400個商業家族的捐獻。從長遠來看，容忍腐敗類似於以珍珠彈射那懸崖上的麻雀，得不償失，有志向的企業應從制度及文化上肅清腐敗問題。

2014年5月18日，正在接受反腐調查的三精製葯董事長劉占濱從黑龍江省遜克縣醫院三樓一躍而下。彌留之際，劉不停重複“我不想要，可不敢不要”。俗話說“人為財死”，但既然“不想要”，不免死得有些不明不白。企業腐敗絕非個案，從近年來遭到曝光的案例看，即使頂尖企業如華為、騰訊、阿里巴巴等都難以倖免（表1）。

企業腐敗的代價

世界範圍的研究表明，企業腐敗主要是由體制因素造成。清廉的企業到了腐敗的地區做生意，也往往會滋生貪腐。而在灰色地帶遊走的企業，到了體制健全的地區也守法了起來。有學術理論模型得出腐敗有助於國家經濟增長的結論，因為腐敗降低了受低效率政府影響下市場的交易成本。我們也常聽到這樣的評論：“如果某某公司容忍腐敗，會發展得更快”。但這樣的理論和說法沒有得到實證數據的研究佐證。相反，大量研究發現，腐敗滋長了低效率的企業，排擠了不以腐敗為競爭手段的企業，而國家長期的經濟增長與競爭力取決於企業效率。

在一項調查中，我們研究了50多位省部級官員因腐敗案“落馬”後，其轄區內上市公司的股價波動。我們將這些企業分為四類：第一類是被檢舉行賄落馬官員的企業；第二類是與落馬官員有前同事關係的企業；第三類是這些行賄或關聯企業的上下游企業；第四類是在同一地區的其他上市企業。如(圖1)所示，官員因腐敗落馬後，向其行賄或關聯（第一、二類）的企業在事發前一年至後三年內的累計異常回報率下跌約20%。這意味着這些企業20%的價值來自與貪腐官員的關係，或者來自於行賄所形成的競爭力。最讓我們驚嘆的是第三類企業，它們僅因是腐敗或關聯企業的供應商或下遊客戶，並未牽涉腐敗或與貪腐官員有直接關聯，但價值也同樣蒸發了近13%。

 

企業的腐敗問題不止是與貪腐官員同路，更存在於企業與利益相關體的交易中，如供應商、客戶、銀行等資金提供者。2010-2012年間，阿里巴巴人力資源部副總裁王凱將公司年會、集體婚禮等活動承包給昔日同窗好友，並先後收取總計260萬元賄賂。王凱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零6個月。

2011年起，華為開展企業業務，通過經銷商向企業銷售電子產品。由於沒有統一定價，因此業內普遍存在回扣、返點現象。2014年9月，華為聯繫眾多經銷商召開企業反腐大會，並查辦116名員工，涉及69家經銷商，其中4人被移交司法部門。

2015年7月，前騰訊高管、時任阿里巴巴副總裁的劉春寧被警方帶走。據悉，事件曝光源於騰訊在內部審計時發現內部員工在視頻採購時收受回扣，勾結供應商抬高收購價。報案後，警方在進一步偵查中發現劉春寧涉嫌受賄。百度也發生過類似現象。這類腐敗與官員貪腐無關，純粹由於企業內部管理不善，關鍵環節失控所致。中下層腐敗對企業效率的傷害要由企業所有者承擔，所以打擊這類腐敗也是企業主所希望的。

這些曝光的案例僅是冰山一角，實際上企業腐敗問題可能嚴重得多，有的企業甚至整個行業都陷入腐敗困境中。在哈葯集團倡導的“大規模廣告”戰略下，三精製葯股份有限公司與廣告商之間有很多業務往來。和電信行業中供應商給採購人員回扣類似，廣告商也給予三精製葯關鍵管理人員回扣。在這種利益互換、暗箱輸送的情境下，三精製葯的廣告費用大增，2013年竟然高達4.31億元，是利潤的66.7倍，遠超合理水平。

與上述案例不同的是，三精製葯案件直接涉及公司一把手，而它本身又是國企背景。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對全球427件行賄案件的研究發現，2/3的腐敗案發生在石油礦產、建築、運輸、通信、製造五大行業（圖2）。這些易被腐敗侵蝕的行業，大多仍脫離不了政府管制的陰影。當全世界的政府以各種理由管制了土地、石油礦產、基礎建設、通訊、交通等行業時，行政力量往往扭曲了行業內企業的競爭模式，並導致它們走向腐敗。

重塑價值觀與加強治理是抑制企業腐敗的關鍵

高觀遠矚的企業家，寧舍近利，追求利己為人的價值觀與企業文化。他們有不容貪腐的堅定人格與信念，與腐敗官員保持距離，在企業內部言傳身教，傳遞正直的價值觀，以治理手段、職業化管理消弭曖昧關係和交易。

2006年，西門子曾經爆出行賄醜聞。在此之前十餘年間，西門子多個部門在十幾個國家通過秘密賬戶向政府官員及客戶行賄，以換取訂單。案發後，這家德國的百年老店並未一蹶不振，而是通過不斷改革，逐步建立反腐機制。

首先，由西門子家族建立起的百年金字招牌一旦蒙塵，仍需由家族帶頭重新擦亮。雖然家族經世代交替僅持有西門子少數股權，且未參與經營管理，卻從集團董事會發力，成為反腐改革的動力。除了直接涉案人員被查處之外，案發半年後，集團CEO下台，新上任的羅旭德（Peter Loscher）是西門子160年來第一個外部空降的高管。他的主要任務就是反腐，恢復公司聲譽。羅旭德上任後不久，西門子宣布起訴包括前CEO在內的11名高管。西門子還成立了獨立調查委員會，當時德國司法部門確認涉案金額達2億歐元，但西門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認為可疑金額高達4.2億歐元。顯然，西門子是想根治這一問題，而非僅僅配合司法程序。

西門子為了預防日後的腐敗，開展所謂“合規計劃”。自賄賂案以來，西門子在此項目上的支出已超過20億歐元，其中一大部分被用來聘請外部人員對數千名中高層及十餘萬名員工進行面對面的反腐培訓。另有近20萬員工接受網上培訓。2008年，西門子將合規方面的績效與管理層年終獎金掛鈎，最多可影響獎金的17%。合規計劃有清晰的全球組織架構（圖3），觸及集團的每一個角落。

另外，合規計劃還包括一個全球24小時並支持150種語言的舉報平台，無論企業員工還是合作夥伴，一旦懷疑西門子員工有違規行為，都可以通過此平台舉報。在線解答員可以解答各種問題，比如什麼樣的禮可以送，什麼樣的禮不能送等等。在集團戰略上，西門子放棄了在一些高度腐敗國家的業務。有意思的是，各部門的業務不降反升。

中國的萬達集團對反腐也有一定嘗試。據稱萬達創始人王健林在集團不分管具體業務，唯一直管的就是審計部，它被萬達內部稱為“民間中紀委”。2015年7月14日，萬達官網貼出通報，查實18名中層管理人員及員工涉嫌貪污受賄，其中兩人向多家施工單位索賄受賄，金額巨大，被移交司法部門；另外16人則因濫用職權謀取私利被免職。2015年年初開始，針對職業經理人尋租的問題，萬達對綜合廣場項目實行“總包交鑰匙”。之前萬達地方項目負責人要面對各個環節的投標承包，向不同項目負責人收取回扣的機會很大，而經理人收取回扣會導致項目成本增加。新政實施後，由一家總包公司在萬達提供的數據庫中選擇分包單位，並執行指定的價格，項目完成後直接向萬達交鑰匙。這一措施實行不久，具體效果有待檢驗，但至少降低了集團高管的尋租機會。

腐敗的替身：制度化利益輸送

腐敗舉世皆然，並非中國的專利。世界透明度組織每年發布的清廉指數，美加、西歐、澳大利亞等國亦屬低度腐敗。然而，這些所謂低度腐敗國家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是將檯面下的灰色交易“變相包裝”為制度，轉變為檯面上的利益輸送。

美國大財團一向對政治選舉如總統選舉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根據美國法律，一般組織或個人向單個候選人的政治捐款不能多於2700美元。不過，理論上獨立於候選人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則可以無上限地吸收捐款，然後“獨立”地為候選人拉票。目前，美國2016年總統候選人的所有籌款中有高達一半來自於約400個商業家族，有的家族捐款甚至超過500萬美元（表2）。其中科氏工業集團的科赫兄弟分別以429億美元身家在2015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並列第六，兩人合計身家則略勝比爾·蓋茨。2015年8月初，科氏兄弟及其聯盟召集5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參加閉門會議，討論高達8.89億美元競選資金的分配。試想，如果沒有這一制度，這筆巨額款項將以何種方式輸送給政客？

如莊子所言，“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有時就是如此荒謬，總有人用珍珠去彈懸崖上的麻雀，卻不願彎弓射大雕。部分企業經理人或員工冒着牢獄之災貪奪蠅頭小利，甚至如本文開頭的董事長以命換財。雖說一些與貪腐結緣的企業可以一時呼風喚雨，但這些缺乏普世價值觀、管理不善的企業最終將被自己打敗。反觀世界各地、包括中國都有大量的企業堅持廉潔，卻始終保持良好的業績。有志向的企業為了自身長遠利益，既應該遠離貪腐官員，也要杜絕內部腐敗，以文化與制度肅清公司腐敗。

轉自新財富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