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如何介入抗疫资源的分配？

2022年08月25日

2019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不断演变，目前已从爆发初期的跟时间竞赛和较高的死亡率，转成对新变种病毒传播的持续管理。用于防止病毒传播和治疗病人的物品和服务的短缺已得到缓解。尽管如此，人们对这些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仍然很大。例如，全球个人防护裝备（PPE）市场在2020年价值773.6亿美元，并估计在接下来的8年里将以每年7.3%的速度增长。有鉴于此，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该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分配效率，同时改善不同人口群体之间的不均衡情況？

香港中文大学（CUHK）商学院市场学系教授郭亮和前博士后许迅共同撰写了研究论文《天下一家:对抗疫消费进行干预及更均衡的分配可提升效率》。他们发现，效率跟均衡不一定是相互冲突的。

什么是抗疫资源？

抗疫资源（APRs）是本次研究的主题，指的是帮助人们保护自己免受传染病（像COVID-19）影响的产品和服务。在人们使用这些产品和服务时，他们不仅让自己获得好处，而且还为他们社区和整个社会里的其他人的福祉作出了贡献。同样的道理，每个人也从別人使用这些产品和服务中得益。

例如，当人们穿戴口罩、护目镜、长袍和手套等个人防护裝备时，他们不仅保护自己免受病毒感染，而且还有助于降低疾病在社区层面的传播，因为其他个人受感染的机会減少了。这也会产生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影响：如果有条件能适度放宽保持社交距离和封城等限制，经济将有更好的机会复苏。所有这些溢出效应又会使每个人受益。

还有其他类型的防疫资源，包括免洗洗手液、消毒剂、体温计、检测试剂盒、医疗仪器和设备，比如防毒面具、人工呼吸器和重症加护病房床位、药物和疫苗。除了这些有形的物品外，还有一些服务和新技术，使人们在疫情期间的生活更加方便和安全，像免触式支付系统、送货上门服务，以及在公共场所进行消毒和运送货物的机器人。

“虽然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最终目标或好处是改善公共卫生，但它们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大多来自私营机构，” 负责领导这项研究的郭教授说。”考虑到这一点，通常情况下，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和分配是由市场力量驱动的。这可能会造成两个问题: 首先，即使人们知道使用各种抗疫用品和服务的好处，但他们并不总会感到有动力去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所以对公共卫生带来的正面影响并不足够。其次，在提高效率和增强资源使用的均衡性方面会出现两难局面。不过，我们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些普遍的常识或忧虑并不总是合理的。 ”

化解 “社会困境“

研究人员通过考虑低收入和高收入两个差別明显的群体的消费模式，来阐明他们的论点。该理论同样适用于其他以人口、社会经济或地域划分的不同群体。他们的基本想法是，如果低收入者可以更多使用这些防疫资源，这对更广泛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层面產生的溢出边际效应，将相对大于高收入者在这方面带来的效果。直观地说，给一个几乎买不起口罩的人提供一个口罩，比给一个买得起1,000个口罩的人提供一个口罩，对阻止疫情扩散更有效。如果后一组的人可以将他们自己的一部分（比如说一百个）捐给前一组的人，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

在人们对抗疫资源的需求激增，而制造商及服务供应商却因产能有限无法让供应赶上需求的情况下，以上的结论尤其有用。

“低收入的人越能购买产品和服务来保护自己，整个社会就越能从他们的消费中获益。当他们的消费超出正常供求情况下其购买力所能负担的水平，便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郭教授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普遍的常识或忧虑可能并不总是适用于跟防疫相关的资源。高收入群体可能需要消费少于他们能力足以负担的量，来让资源的市场价格保持在低收入者所能承受的水平。同样地，各群体之间更均衡的消费，可能会使促进社会整体福𧘲的效能得到提升。”

同時提高效率和均衡

如何鼓励低收入者增加消费？答案在于经济干预，比如补贴和配给，以使低收入者能够购买更多的防护裝备。

在COVID-19的案例中，郭教授指出，世界各地许多的地方和中央政府都规定民众要戴口罩和打疫苗，这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可以带来社会效益最低消费政策，因为跟高收入群体相比，低收入人口使用这些商品，会对社会利益作出相对较大的贡献。

“通过这种方式，确保每个人使用不低于一定水平的资源用以抗疫，执行强制政令让所有人共赢，” 郭教授表示：”这还突显出，向低收入个人提供补贴，或免费供应一定数量的个人防护装备使其符合要求，肯定会有裨益。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当高低收入的群体都获得同等的补助，比只向低收入人士发放补贴，不仅使整个社会受益较少，而且会导致不均衡的问题恶化。

另一种限制消费的方式是配给，或限制个人消费，特别是那些有经济优势的人。郭教授解释，这种策略有助于确保为更多人提供充足的供应，并推动价格下降，以便更多低收入者能够购买抗疫资源。

他说：”总而言之，这会使两个群体的福祉都得到提升。但要注意的是，任何有关使用抗疫资源的强制政令，都可能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甚至人权层面的干预，并有可能导致社会冲突。”

助人助己

研究人员指出，在鼓励最低消费的同时，设定限制以防止某些群体的过度消费，既可以提高抗疫资源的分配效率，又可以在全球传染病大流行期間改善公民之间的均衡性。

然而在实际上，疫情期间这些资源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平衡的。例如，本论文作者指出，截至6月，低收入国家只有18%的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COVID-19疫苗。相比之下，这比率在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达到81%。在这些国家，疫苗的囤积导致大量的浪费，而低收入国家卻求之不得。

郭教授强调：”我们的研究为倡议更公平地分配对公共卫生至关重要的资源提供了理论支持，放之一国境內，以至全球范围内皆准。这显然跟波及全人类的大流行病高度相关。”

“优先考虑弱势群体，肯定可以改善整体社会福祉，因为跟较富裕的人相比，这些群体购买防护裝备的意欲或能力都较低。随着新变种病毒的出现，我们不能继续对地球上大部分人未能接种疫苗、欠缺保护的情况坐视不理。毕竟，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把我们的资源分予别人，亦是在保护自己。”